南方财经记者 陈思琦 深圳报道
6月1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不同于2020年10月深圳综改方案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置于首位，本次《意见》四大改革任务中，被“置顶”的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具体包括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作用、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探索实施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等。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接受南方财经记者专访时谈到，当前，人工智能正在全球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圳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需求尤为迫切。
更重要的使命是，深圳将为我国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南方财经：《意见》明确了新一轮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重点。如何评价过去五年的综改试点成效？开展新一轮综改试点是基于什么考虑？
郭万达：第一轮综改试点提出的举措已经全面落地。比如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二三产混合用地改革就是深圳最早开始推行的，深圳数据交易所也是国内较早成立的数据交易机构之一；营商环境优化方面，深圳在新兴领域加强立法探索，相继推出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专项立法。
通过这几年的综改试点，深圳的发展动能明显提升。即使国际环境复杂严峻，深圳的创新能级、对外开放水平仍持续提高，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初步构建。许多创新经验不仅在深圳落地，也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文在全国复制推广。
在过往成效的基础上，本次《意见》赋予深圳新的使命，即更好发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一方面要求深圳在全国继续起到制度创新的先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深圳面向全球化竞争，朝着“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
南方财经：《意见》为何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置于四项改革任务之首？有何创新举措值得关注？
郭万达：长期以来，深圳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实现了科技与产业的互促双强。而当前，全球正迎来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圳要抓住这一波机遇，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需求尤为迫切。更重要的是，深圳要为我国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具体来看，《意见》对新型研发机构着墨较多，包括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等，尤其提到了由颜宁任院长的深圳医学科学院。我国最早的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就诞生在深圳，通俗的说法叫“四不像”，既不完全像大学，也不像科研院所，又不像企业，也不像事业单位，比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之“新”就体现在体制机制的灵活性，能促成更高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意见》还提到，探索实施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经理人”这个概念更常在公司出现，如今引入科研机构，借鉴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创新模式，让科研机构以市场化机制运作，减少科研项目的行政主导，对科研人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经理人”应该既懂科研、又懂市场。
整体来看，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科技成果能够更高效地市场化，实现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
南方财经：“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是《意见》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以深圳为样本，《意见》释放了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哪些新信号？
郭万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部分看上去篇幅不长，但涉及“开放”的内容在政策全文的各个部分都有涉及。
一方面是宏观层面的、原则性的表述，比如“推进货物贸易便利化，支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另一方面，《意见》里又有一些非常细化、实在的改革举措，均为问题导向，主要聚焦粤港澳合作，尤其是对港合作方面，与文件开篇的“拓展粤港澳合作新途径新场景新载体”相呼应。
例如“研究增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指定出入境口岸和靠泊点”，如果入境口岸和停泊点很少，自由行可能“自由”不起来；再如“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领域的适用性”，瞄准的是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一系列问题；《意见》还提到“探索开展跨境直升机飞行”，这也是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深港合作的新场景。
这些细化的举措，都涉及与香港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释放的信号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也一定坚持扩大开放，尤其是单边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其中，港澳是很重要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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